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有人说，秋天是第二个春天，每片叶子都是一朵花。”
“古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他们看到的是秋的凋零和悲凉，但秋天还是一个慈悲的季节，因为她接受凋零，尊重死亡。枯叶残蝶并不是秋天的全部，还有硕果累累，还有落叶归根，更有万物之美。飒飒秋风将枯叶送还给大地，期待生命的再一次勃勃生机。”
这是吴永彬和他的学生们在走访南粤古驿道过程中所写系列调研报告中的两段话。通过阅读这些调研报告，让我们明显感觉到的是，吴永彬和他的团队不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古驿道沿线的植物做出专业的分析和解读，还时不时从历史、人文和乃至文学的角度对这些植物给出更复杂时空下的价值阐释，甚至是文学化的情感抒发，这背后所体现的不仅是吴永彬和他的团队对植物和植物学的真爱，还包括南粤古驿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对一个植物学家的历史人文化的情绪激发。
为此，有人开玩笑说，吴永彬和他的植物学研究小分队是“懂植物的专家中文笔最好的，文笔好的作者中最懂植物的”。
吴永彬，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植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25年，曾主编或参编出版教材和专著7部，发表论文近50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1项。年，“新型树木挂牌技术的推广应用”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年，“广东省石灰岩山区造林树种选择和造林技术推广”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年，“降香黄檀菌根化育苗及高效栽培技术推广”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作为一名长年从事植物分类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的植物学家和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保护利用工作技术指导组组长之一，吴永彬谦虚地说，虽然这几年参与了很多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工作，并从植物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自己在遇到南粤古驿道之前所设计的植物标识牌也在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场景中得到应用，但是，直到目前，针对植物学家如何更加系统更加科学以及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甚至法治化的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中去（尤其是像南粤古驿道这样的兼具历史人文和自然生态双重属性，同时又涉及到大范围的线性遗产空间的文化遗产），自己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不过，他也坦诚地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让自己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到，通过引入植物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生态理念，确实可以为更加科学、系统地推进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更多支撑，这些支撑不仅体现在可以有助于避免在遗产保护中对周边古树名木、植物群落以及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伤害，还直接体现在通过基于植物学的调查研究和策划创意，为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找到更丰富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让遗产所在地成为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的场景，并通过植物学的专业知识和创意展览，直接提升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等等，这与广东省所提出的“将南粤古驿道打造成体验式、全开放、永不落幕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念是非常吻合的。
“当然，通过参与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我和同事们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不仅让我们直接丰富和拓展华南植物学学科史的研究成果，而且，让我们做植物学教学和研究的师生们，找到了跨界研究、跨界服务、跨界创新的无限可能，为我们相对传统的植物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多新的启示，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每次走在南粤古驿道上的时候，也让我们对沿线植物的认知逻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植物背后的历史和人文信息让我们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感受，长此以往，势必会对我们植物学的学科建设和创新发展产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吴永彬说。
而在我们看来，当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行动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开始积极引入像吴永彬这样的植物学家以及背后的华南农业大学这样的具有丰富和深厚的植物学以及农学专业基础的专业院校的时候，相较于国内外很多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案例而言，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行动开始变得有所不同——以吴永彬为代表的植物学专家的参与，不仅在实践层面为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了更加专业的支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基于植物学专业知识应用而出现的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案例被总结、研究和推广，在包括南粤古驿道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中，对植物学和生态学相关知识的引入，植物学和生态学领域专家的深度介入，或将成为常态和必然选择。这或将成为广东省六年来大力推进的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行动为我国文化遗产尤其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所贡献的实践经验、模式借鉴和理念价值之一。
年1月6—7日，作为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保护利用工作技术指导组第八组组长的吴永彬和其他“三师”专业志愿者一起第三次赴肇庆市封开县潇贺古道（封开段）调研，基于该古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情况，吴永彬提出意见和建议之一是，“注意加强沿线景观植物的养护管理，在古道公园节点处，一些景观植物由于缺乏管养，存在不同程度的枯萎和死亡，影响整体的景观效果，在后续的景观节点营造上，宜选择适应性强、后期管养维护工作难度低的观赏植物”。
年11月25—26日，吴永彬和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浩带领“三师”专业志愿者赴云浮市郁南县南江古水道进行第二次实地调研与技术指导，并针对沿线各个节点的规划设计方案举行座谈会，为古驿道修缮规划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在此期间，吴永彬和指导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之一是，“在设计通过植物营造景观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的特色植物，以及所选植物后期管养维护工作的难度和景观的可持续性。如和都村古码头的设计方案中，通过种植月季、桃花来营造景观，其具有管养维护成本较高、易受破坏、观赏期较短等缺点，可考虑种植广宁油茶和巴西野牡丹等植物，既能降低维护成本，又能持续地营造良好的景观”。
事实上，在类似的场合提出类似的问题和建议，已经成为吴永彬和他的团队参与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常态，有些建议还被作为基本原则和指引纳入到整个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施工过程中。
不仅如此，吴永彬和他的团队以及华南农业大学，还从植物本底调查、自然遗产评估、植物历史景观、植物与本土社区的关系、生态保护格局等方面，对南粤古驿道的植物进行了更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以为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从基础研究到人才培训、从项目策划到规划设计、从线路调查到研学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
比如，基于其自年以来在粤北开展石灰岩山地植被调查和造林试验，以及由此积累的对位于广东乳源县的西京古道沿线植被情况的深入了解，吴永彬多次带着研究生和本科生到古驿道进行实地调查，对分布在古驿道沿线的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建档，并制作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为后来的相关展览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素材，直接丰富了古驿道活化利用的内容和形式。
吴永彬和他的团队还直接参与了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粤赣古驿道连平段“关爷埂”自然教育径的创意和策划。按照规划，粤赣古驿道连平段“关爷埂”自然教育径全长6.46公里，首期建设约1公里，由南至北，从驿道入口至望悦亭，通过飞鸟、昆虫、岩石、木材、植物染料等自然教育标识，讲述着关爷埂古道植物从种子、生长、结果、凋零的一次次轮回，谱写了关爷埂古道的自然之诗。在后来的实际运营中，吴永彬和他的同事，还亲自走向古驿道，为参与研学的中小学生进行讲解。
其背景是，据统计，广东省南粤古驿道大多分布在森林公园、保护区、郊区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周边。近年来，广东省林业部门大力推动南粤古驿道两旁的造林绿化工作，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将“增绿添绿”工程与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古驿道沿线村庄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联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大力推进古驿道自然教育基地建设，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串联和挖掘散落在古驿道沿线的文化和景观资源，打造古驿道自然教育品牌。
年12月，华南农业大学南粤古驿道植物资源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研究中心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专业优势，以教书育人、传播知识为己任，利用寒暑假，开展大学生“三下乡”南粤古驿道社会实践活动，与古道沿线中小学生，开展结对帮扶活动，逐步形成了“一个专家带一个团队，帮扶古道沿线一个学校，与当地学生一起开展古道研学”的活动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年，在一次调研过程中，受到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陈别副处长的启发，我们团队开始针对古驿道沿线的一些兼具经济效益和景观价值的野生特色植物开展种子或植株采集，并进行繁殖实验，为古驿道沿线地区的政府和民众规模化、景观化、产业化利用这些植物提供支持，以充分发挥我们研究中心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科特色和综合优势。具体涉及到阳山水口秦汉古道的野菊花、曾被苏东坡点赞的桃金娘和东源双江镇寨子-樟下古道的毛葡萄等。”吴永彬说。
年4月，作为该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吴永彬在长期研究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关于南粤古驿道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树种规划初探》一文，结合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的分布现状，探讨了古驿道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过程中的树种选择问题，致力于“为有关部门编制南粤古驿道景观提升树种规划，指导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实践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在本文中，吴永彬提出，“树种规划是古驿道生态修复和保护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种选择，特别是木本植物的选择，从小处看，关系到一条道、一个区域的绿化美化；而从长远看，它可能关乎一个地区的生态安全，因此做好南粤古驿道树种规划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植物种类的选择应用是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的核心内容之一，”吴永彬说，在广东省，粤东西北气候及土壤条件的差异孕育出各地不同的植被类型，粤北和粤西的树种就有较大的差异。例如，银杏(Ginkgobiloba)在韶关南雄市生长正常，景观效果突出，但它在珠三角及以南各市县就难以正常生长；反过来，树菠萝(Artocarpusheterophyllus)在粤西生长良好，在粤北就不能正常结果了，因此，“做好南粤古驿道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的树种选择和规划，凸显各条古驿道的地方特色，是将南粤古驿道打造成开放式的、永不落幕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重要内容”。
在吴永彬看来，“因各条古驿道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每条古驿道的特色，树种规划必须遵循当地的自然特色”，树种选择与规划既要满足绿化的多种综合功能，又要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对于土壤流失严重的地段，宜选择深根性或根系发达的灌木或乔木树种。在土层较厚的缓坡地段，可以适当增加绿化量，以乔木树种为骨架，配以灌木、藤本及草本等地被植物，构建复层混交、相对稳定的人工植物群落景观”。
另外，考虑到开展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以古驿道为载体，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带动沿线村庄的经济发展，所以，在吴永彬看来，在制定树种规划时，把具有生产功能的树种应用在古驿道上，既能发挥观赏功能和生态效益，同时也能把经济效益发挥出来。比如，采自肇庆市广宁县的广宁油茶(Camelliasemiserrata)，又称红花油茶，为常绿乔木，花红色，果大，红花茶籽油的价格比白花的茶籽油价格高很多，是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俱佳的树种，且适应性广，适合在南粤古驿道上应用。其他水果类树种如枇杷、杧果、杨梅、柿、龙眼等也可作为备选树种，在适宜的古驿道线路加以利用。
“南粤古驿道绿化有别于城市绿化，水、土、肥等条件一般都比较差，因此不能照搬城市绿化的做法，一定要强调并落实‘适地适树’原则。”吴永彬说。
吴永彬曾给我们讲过一个他带领华南农业大学南粤古驿道植物资源调查小组在广东南雄调查乌迳古驿道植物资源的故事。一行六人在调查过程中经过孔江村时，被一处正在修葺的祠堂所吸引，进去一看，六根笔直的柱子矗立在祠堂内两侧，与一根根横梁，构成祠堂的骨架，刚刚涮过的红漆，在冬日的夕阳下，显得格外耀眼。
出于专业习惯，吴永彬问陪同他们一起调查的当地师傅这些柱子是用什么木头做的，经了解才知道是荷木。荷木（Schimasuperba），又称木荷、荷树，是山茶科常绿乔木，分布于广东、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贵州和台湾等，是华南及东南沿海各省亚热带常绿林的建群树种，树干通直，树高可达30米。因该树种具有耐火难燃的特点，所以，在华南林区，被广泛应用于森林防火林带的造林，被称为“森林卫士”。
但在这里，荷木的木材用来做了祠堂的柱子，其背后的原因经当地人一解释，更是让人感受到中国乡土文化中所蕴含的朴实和美好——“是啊！在我们这里，老祖宗建祠堂都是用荷木做梁做柱子的，现在修复这些祠堂，我们都要用回荷木，荷木荷木，就是和睦啊！”
“《礼记·大学》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睦既是良好个人修养的体现，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以和为贵，追求家庭和睦、家族兴旺的优良传统；同时，荷木具有资源丰富，速生，树干笔直，易加工，防火等优点。因此，荷木成为古时修建祠堂的柱梁之首选就不难理解了。”吴永彬说。
在吴永彬看来，春去秋来，祠堂依旧，就像古道旁的荷木，带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成为了宗室祠堂的一部分，在南粤古驿道上，还有很多蕴藏在植物背后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和讲述，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传奇，很多沿线植物，尤其是一些古树名木，不仅是自然资源，还是很好的历史人文资源，通过对这些植物及其背后故事的发现和讲述，不仅可以直接丰富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过程中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而且，也是依托南粤古驿道开展高质量的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所需要推进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而依托南粤古驿道持续性开展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则是推进像南粤古驿道这样的线性遗产空间保护和活化利用过程中被广泛采取的途径和模式之一。
就像前文提到的粤赣古驿道连平段“关爷埂”自然教育径，就是于年8月初施工完毕并投入使用的，这条古驿道将采取“古驿道+自然教育”“古驿道+文化体验”等新形式，吸引更多的中小学生参与体验和接受教育，大力促进古驿道的活化利用。
而关于南粤古驿道上古树名木背后的故事，经常被列举的案例之一是梅关古道上的“东坡树”。
对此，吴永彬曾在其一篇文章专门叙述过，摘录如下：
传说在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年），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得罪朝廷，被贬职流放岭南，途经梅关古道南面挂角寺旁时，在这棵树下遇一鹤发童颜、霜髯三尺的老翁，两者驻足长聊，当老翁得知苏东坡已成落难之人，更加盛情款待，苏东坡遂作《赠岭上老人》诗一首，表达了内心的凄楚心情。
赠岭上老人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七年之后，苏东坡获赦北归时，又见老翁蹲坐于树下。两者长聊后，苏东坡心浪翻滚，诗兴勃发，又作《赠岭上梅》以赋前作。
赠岭上梅
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树下二次偶遇，老翁对苏东坡的才华十分钦佩，总希望能与苏学士再次相会，但苏东坡自北归后再也没有到过梅岭。春去秋来，流年似水，老翁对苏东坡思念至极，故将此树取名为“东坡树”。
“这些古树名木伫立在山间，挺拔于古道旁，它历经沧桑阅尽人间变迁，引导我们回到历史的源头，体味古道行者的心情。虽物是人非，但古树犹在。”吴永彬在其文章中写道。
在吴永彬看来，古树名木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每棵古树均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每棵名木均记载着珍贵的史记资料，对这些散布在古道沿线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建档，开展健康评估，对每棵古树名木，开出养护管理复壮的具体措施，将是南粤古驿道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一棵古树都有着厚重的历史，每一株植物都有他们自身的价值，或观赏价值或药用价值或生态价值，通过这些植物，不仅能让当地村民更了解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能给去当地旅游的游客科普知识，有助于他们了解积淀了千年的岭南历史文化。”吴永彬说。
正是因为对古驿道旁边的植物资源有着植物学之外的更多元的丰富的理解和认知，自从参与到南粤古驿道保护和活化利用行动以来，吴永彬和他的团队除了积极开展古驿道沿线植物本底的调研，带领学生进行传统的植物标本制作，甚至亲自带队为一些古驿道旁边的植物挂上环保生态的植物标识牌，等等，投入精力较多的另一项工作是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提供有关支持。
比如，在调查华南研学基地（坪石）历史文化资源与植物资源的基础上，从留存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植物入手，以新的时代重现旧时的教学历史为原则，在定友图书馆、西京古道上定点授课，以讲解、展示、互动制作植物标本和书签等方式，学习先师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精神，让“植物成为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昔日之坪石精神与今日之研学学子”。
此外，吴永彬和他的团队还围绕植物学学科史的发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华南教育历史的有关内容，还进一步拓展了自己和团队的研究视野和学术边界。
“广宁油茶首次发现就是在云浮广宁，模式标本则采自罗定和广宁，金花茶的首次发现地是在广西防城，乐昌含笑和任豆则采自粤北乐昌，冥冥之中与今天我们华南教育历史基地高度吻合，也说明我们的先师们，在战乱年代，每到一处，教育没停歇，科研也没停歇——熟知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只有扎根下去，深入钻研，才有可能在浩瀚的森林中发现新的物种。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们展示学科史的绝佳教案。”吴永彬说。
在吴永彬看来，今天，在粤北开展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把先师们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集中展示出来，激励后辈，让年轻一代学子在缅怀先师的同时，有实物可看，有思想理论可学；把这些有历史感、有现实意义、有显示度的科研成果融入到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中去，把学科史与科学研究、专业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老一辈的艰苦奋斗精神挖掘展示出来，让年轻学子了解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国立中山大学等高校由于战乱不得不从广州搬至罗定，又从罗定到云南澄江，再由澄江辗转广西再播迁至粤北的艰苦办学历程，“这些都是推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的很好的思路，也为我们展开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学科史研究提供了直接而明确的方向性指引和应用场景指引”。
“在乐昌（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之一）‘蒋英坊’落成之日，我们可以代表戚经文（著名植物学家，曾任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会副主任、广东省甘蔗学会副理事长）先生种一盆金花茶，献给他的老师陈焕镛教授（著名植物学家，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和蒋英教授（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坪石老街，寻一处山头，种一片任豆林和五棵乐昌含笑，用任豆林纪念陈焕镛、蒋英等一众先师为华南教育特别是植物分类学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吴永彬曾在其一篇文章深情的写道。
之所以选择种五棵乐昌含笑，吴永彬想表达三层意思：一是纪念左景烈先生（著名植物学家，近代著名人物左宗棠之曾孙）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所做的突出贡献，二是纪念乐昌含笑是从乐昌茶坪村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三是，五棵树寓意“森林”，以纪念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系主任侯过教授（著名林学家，中国现代林业和林学教育事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是他创办了武水演习林场，才延续和发展成今天的省属乐昌林场。
“侯过教授生前喜欢用‘五木斋’命名他的书斋，为纪念侯过教授对我国林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台湾省林业部门特地在高雄建设了侯过纪念馆——五木斋。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些先师曾经工作、生活、奋斗甚至是颠沛流离过的地方，植几棵树，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更是为了南粤古驿道和岭南大地的未来和明天，此可为之，亦必须为之，还当尽快为之！”吴永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