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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与疫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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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医少药的古代社会,人们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瘟疫的呢?

古代瘟疫概况

中国古代医学体系是在阴阳五行思想之上建立起来的,《*帝内经》中将疫病分为五类,即“五疫”,分别以金、木、水、火、土进行命名,这当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后世并未沿用。

而纵观其他历史文献,或许是由于信息不畅通,所以记载的疾病名称繁多,有时相同的病症却有多个名称,且对疫病的分类也比较混乱。但是总的来说,对百姓生命健康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伤寒又称重伤风、风毒等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于伤寒的病因、病状、治疗有着详尽的论述,为古人抵抗疫病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药方和治疗手段。

疟疾是由疟原虫而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疾病,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流行,疟疾的症状非常痛苦,不仅令人忽冷忽热,还会发生病变,病死率很高。

鼠疫是经动物传播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患者发病迅速,会出现神昏澹妄、吐呕便血、斑疹显露等症等症状,致死率极高,曾给欧洲中世纪带来巨大灾难的“黑死病”即是鼠疫。

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起病急骤,该病可引起严重脱水、酸碱失衡、周围循环衰竭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到目前为止,全球性的霍乱大流行一共发生了七次,无数人民都深受其害。

天花又名“痘疮”,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这种病虽然现在已不多见,但古代世界大概60%的人都会受到它的威胁,25%的感染者会死亡,直到明代,我国首先发明出了人痘接种术,才遏制住它的蔓延趋势。

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疫病文献记载,瘟疫大多发生在春夏之际,每到两季交替,气候转暖之时,湿度增大为病毒提供了繁殖的温床,从南方疫病多见于北方也能看出,气候与疫病关系密切。

除此之外,旱灾、水灾、虫灾或季节失调之后疫情时有发生,《晋书》中提到“至于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白骨蔽野”,于此可见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战争也是疫病大兴的重要原因,譬如天花就是在汉代建武十七年汉将马援与交趾国交战时由战俘传入中国的,故又名虏疮,而且,战争之后尸横遍野,战场清理不及时就会导致病毒滋生,由此引发瘟疫。

疫病在古代是除了战争以外对百姓生命健康和社会生产力影响最大的因素,公元38年,会稽大疫,死亡之人数以万计,公元年,“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在落后的社会里,疫病每次就会导致不计其数的人民失去生命。

而为了躲避瘟疫,无数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公元年,河南鄢陵一带发生瘟疫,持续四年之久,百姓纷纷外逃。崇祯14年,全国大旱,鼠疫大规模爆发,成千上万的流民出逃,最终造成疫情席卷南北的惨烈局面。

*府抗疫举措

细数两千多年的历史,各朝各代都已疫疠肆虐的事例,但是智慧勇敢的华夏人民不屈不挠,在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在抗疫疠传染方面创造出了许多有效的手段。

上世纪70年代,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了一些秦朝时医生检查麻风病患者的具体情况,以及预防瘟疫的措施和法律条文。

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专门收医院——疠迁所,这应该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点。

至于西汉,统治者意识到了瘟疫产生的巨大威胁,所以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不仅创办医科学校,培养专门的医学人才,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专门的隔离机构来防治疫病。

西汉元始二年,郡国发生大旱,蝗虫遮天蔽日,饥荒、疫病横生,平帝颁布诏令称:“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

东汉延熹五年,*中突发大疫,*府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的*队临时传染病院—“庵庐”,用来安置瘟疫患者。

满清初期,天花肆虐,皇室设立了专门的“避痘处”,为皇子建立隔离地带,对于平民百姓则采取驱逐隔离的措施,顺治二年,朝廷下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使其居住。”

历代医务工作者都处在抵抗瘟疫行动的第一线,《后汉书·安帝本纪》中记载,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安帝)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

宋代中央设立太医局、药局、方剂局、惠民局等诸多医疗机构,在疫病暴发流行时期,这些机构被*府派遣深入民间进行防疫和散发药品的工作。

同时,古代*府还重视发放药物,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庆元元年,临安府大疫,朝廷向贫民及病死的*人家属赐药及棺敛费。

《宋史·仁宗本纪》中还提到京师大疫,宋仁宗把贵重药材通天犀粉碎,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投药,发放到民间治病。

地方部门也是控制疫情的主力*,在组织隔离防治的同时准备医药。苏轼知杭州之时,“大旱,饥疫并作。轼……作缠粥药齐,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此外,为了防范疫情,古代*府对于水源卫生和空气净化也非常重视,秦朝时就已经开始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为避免污染水源,令患病动物和牲畜远离水源地,东汉末年制造出了专门的洒水工具“翻车”及“渴乌竹”以保障空气质量,降低了百姓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当时还铺设下水道、圈划垃圾处理点、修建公共厕所,及至唐代,*府大力提倡种植草木,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里的环境,对抑制疫病的发生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间自发防疫

《周官》提到“方相氏,掌蒙熊皮,*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由于认知水平有限,当时的民众认为疫病是*神带来的,所以会化妆成惊怖可畏的模样驱逐疫*。

后来乡间有人将神明的画像或是名字画在桃板,悬在门外来抵挡瘟疫之气,成为了门神的起源,但这些毕竟只是封建迷信,民众只能是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不过每当疫情发生,民间都会大张旗鼓地打扫卫生,确实有助于控制疫情的传播。

而随着对疫病的了解不断加深,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人们对抗疫情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而有效,《续信验方·内科》中记载:“预防瘟疫法,用贯众、降香、朱砂、雄*浸水缸内饮之,或随便放一、二味。”

《仙方合集·辟瘟诸法》亦言:“闻邻里沾疫,宜用贯众置水缸内浸,用此水造饮食,亦能辟瘟不染”。这些都属于净化水源,通过浸泡法将中药中的成分提炼出来,以提升人体免疫力,从而达到防疫的效果。

民间还有悬药法,《备急千金要方·辟温》提到:“辟温气,太一流金散方:雄*三两,雌*二两,矾石一两半,*箭羽一两半,羖羊角二两烧。右五味,治,下筛,三角绛袋盛一两,带心前,并挂门户上。”

也就是说将搭配好的中药挂在门上,药物的挥发一定程度上能净化家里的空气,从而抑制病菌的传播,降低家人感染疫病的风险,此法虽然功效难以保证,但仍然展现了古人在防疫工作上的智慧。

熏烧法亦是防疫抗疫的重要方法,《辟温》中提到的药方除了悬于门上之外,还可以“以月旦青布裹一刀圭,中庭烧之。温病人亦烧薰之。”如今依然流行的烧艾除病之法与之一脉相承。

而对于病人所用之物,《仙方合集·辟瘟诸方》有言:“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其中暗含着高温消毒杀菌的道理。

此外,古人已经意识到疫病的传播与呼吸系统有关,古人言:“所谓伤寒无种,气味相传者是也。”于是他们创造出了涂药法,“选光明雄*,不拘多少,细研,以笔浓点鼻孔内两旁陷中,则疫气不能入,虽与病人同床,亦不相染也。”

古人在与瘟疫的长期对抗之中发明出了众多防疫之法,药浴法、敷身法等皆是先人智慧的结晶,而最令人赞叹,也是防疫最有效果的就是服药法,《肘后备急方》中有言:“麻*、椒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术、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旦酒服一盏已,辟毒诸恶气。”经过现代科学检验,其中的药材皆是能够解毒杀菌的有效物质,而类似的中药古方有千百种之多。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古代医者历经数千年研究出了许多药方,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中医是古代防疫最高成就,也是如今防疫工作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如今的新冠疫情防治中,中药历久弥新,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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